吕梁文学季开幕,贾樟柯把电影和文学带回故乡

2019-05-12 03:32  点击:次  来源: 澎湃新闻  

“快50岁了,回到故乡,我把电影和文学带回来。”5月9日,由贾樟柯艺术中心主办的首届吕梁文学季上,导演贾樟柯说。

5月9日开幕当天,格非以“乡村的消失意味着什么”为主题的演讲拉开系列活动序幕,《过昭关》与《半边天》两部影片先后在种子影院进行了交流放映活动。开幕活动之后,贾樟柯于2016年在贾家庄取景拍摄的电影短片《营生》也在现场播放。此外,贾家庄作家村和汾阳种子影院也于开幕日正式揭幕。

贾樟柯在吕梁文学季开幕式上宣布了自己的最新电影作品《一个村庄的文学》,这部纪录片已于5月9日同步开拍。 “正是在这片土地,我写下了我的第一行文字,拍下了我的第一部电影,我将怀着一颗非常虔诚的心,去追溯、记录我所仰慕的文学家。”贾樟柯说,“电影是对抗遗忘最好的方式,因此,我要拍这样一部关于文学,关于中国人精神现实的片子。”该片将于今年秋季全国公映。

本届吕梁文学季的主题为“从乡村出发的写作”。欧阳江河阐释道:“第一个层面是乡村,汾阳贾家庄是吕梁大地上一个真实的处所,一个具体的、小小的地方,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泛指,和劳动、和我们的存在方式,和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传承相关,和童年经验、祖辈脉络相关。”

“第二个层面是乡村跟文学写作的深度联系。哪怕写作已经从农耕时代推进到了当代,从乡村走向了城市,走向了世界,从简朴清贫走向了高科技、高消费,走向了当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压力、焦虑与不确定,哪怕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的写作,依然跟乡村有着深不可测的、本源的、心灵的和隐喻上的联系。第三个层面,乡村不光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劳动和养育,同时也是一个理念,一个象征和寄寓。乡村不仅被我们居住过、生活过,也被文学书写过,被电影拍过,被唱过。写作本身,反过来深深影响了作为理念、作为心灵沉淀的乡村。换句话说,不仅乡村的现实是什么,文学就写什么,这个决定论也可以奇迹般反转过来,文学怎么写,乡村或许就会怎么变。”欧阳江河说。

而这三点正是持续一周多的文学季里,形形色色的对话所要讨论的原点。

吕梁文学奖和马烽文学奖评委会代表、作家阿来说:“吕梁文学季的主题是从乡村出发的写作,出发去哪?世界发展到今天,乡村也在发生巨大变化,这也对文学形成了新的挑战。因此,在接下来几天我们会探讨当今的乡村文学,从乡村出发后,接下来会去往何处。”欧阳江河说:“大家来到吕梁文学季,能看到作家从书中走出来,与读者交流对文学、乡村、时间的思考。每年一次,我们希望把文学和乡村的相遇,变成一个真正的节日。”

文学季第一天,《营生》《过昭关》《半边天》在贾家庄新揭幕的“种子影院”放映。

《营生》是讲煤矿企业大规模裁员后三个被裁掉的员工去应聘新岗位发生的故事,贾樟柯在开幕式上谈到赵涛作为编剧的《营生》有着不同于他的特点,即微妙的幽默感。即便这是一个有些沉重的题材,仍旧能处理得举重若轻。

《营生》中都是喜欢贾樟柯的电影的人所熟悉的面孔:《山河故人》里演梁子的梁景东、《三峡好人》里的韩三明、《山河故人》里演三明的原文倩。三个人几乎成了“时代典型”:时代一个大浪打过来,有苦中作乐、自我调解、积极谋出路如原文倩,有努力作出自尊的姿态却软弱又无奈似梁子,也有寡言少语但保持自我如韩三明。

《营生》里两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戏:一场为三个人去找某位大老板(贾樟柯饰演)面试保安,在一片荒草地上,贾樟柯运筹帷幄地戴着墨镜抽雪茄,并让应聘者摔跤来“练练体力”,这里有一个夸张的俯拍镜头,与剧情格格不入的《蓝色多瑙河》响起,摔跤的两个中年男人逐渐变小,有一种怪诞的辽阔,是有权有势的人对于无所依傍的人的命运的无情嘲弄。

当天放映的《过昭关》定位为乡村公路片。故事讲一个暑假一个老人带着小孩骑三轮摩托车去三门峡一路上的见闻。

《过昭关》的映前见面活动中,导演霍猛与主演杨太义特地前来与观众交流。79岁的杨太义则说“我是个农民,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我只有一个想法,留一部电影给我的亲朋好友”。去年,霍猛凭借《过昭关》一举夺得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最佳导演和青年评审荣誉,而河南农民杨太义也凭借影片中质朴的表演赢得第二届平遥影展费穆荣誉最佳男演员,成为一位农民影帝。

《过昭关》有他特有的乡村的粗粝感:破败的乡村、漏雨的房间,一路上偶遇说脏话但本性善良的大货车司机、路边孤独的养蜂老人、爷孙两人带着简单的行李就能打发吃和住,生活的简单和粗糙在我们今天是难以想象的,而正是因为回到最本质的需求,我们才能看到老人的思考和对于生命的接受与体认。

“过昭关”的意象出现了几次,导演着意强化着“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的命运失重感:老人们都曾经历了一些特殊时期,这些如今已成云烟的事件曾颠覆了他们的全部生活,这让老人哀婉的咏叹显得不再是随着年龄而来的怅惘,而有了更为实质性的所指。

格非:

在中国现代以前,漫长的文化史里面中国有乡土文学吗?从来没有

吕梁文学季首日,作家格非也以《乡村的消失意味着什么》为主题进行了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所谓的“乡村的消失”这个题目本身是不成立的,我说的乡村消失是指乡村文明被城市文明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乡村的“消失”。

今天我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想从世界范围内的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交替到底发生了什么,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第二个我来想简单讨论一下中国城市化问题。

大家都知道,所谓乡村文明被城市文明取代这个过程,从世界范围内已经延续了五六百年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中国的城市化可能只用了几十年。这个当中有一个时间上的错位。

在西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说法叫做:上帝创造了乡村,人创造了城市。大家都知道的圈地运动,发展到后来政府直接进入这个运动,这也是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这本书里边所说的“羊吃人”。把乡村纳入到资本主义文化秩序中,对乡村进行非常大规模的改造,这是城市化非常重要的开端,也是乡村文明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段。

大家知道城市要发展,离不开乡村。因为大量的农产品、肉类、羊毛,用乡村来供给。但是这个情况到了19世纪发生了根本的逆转,由于远洋贸易,由于海外的殖民地,英国人开始向全球扩张,他们向世界各地所获得的利益足以支撑英国现代城市的发展。差不多到19世纪中期,英国的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

我认为在西方的城市化过程中,它一直伴随着一拨一拨的永不停息的对城市文化的批判、反省和抵抗。所以我今天首先要纠正大家的一个观点:不是说乡村文明被城市文明所取代,大家都采用了一种欢迎和接受的态度,而是中间包含了非常强烈的怀疑、批判和反省。

举例来讲,美国作家艾默生认为现代化大都市在人类社会的出现是一个巨大阴谋,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笔下的伦敦,也是一个怪物,他写:伦敦是由400万颗头颅和800万只眼睛所组成的一个怪物,伦敦不是由无数个体所组成的群体,而是变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种和人类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一个黑色软体动物。

当然,我个人认为,重要的并不是说对城市的厌恶还是赞美,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种视野展望城市生活,通过这个城市生活,我们来展望未来,同时我们还需要一种回看的视野:不断地去追溯乡村的历史,去了解我们的过往。这样一种既迎合又抗拒、批判、反省的双重视角所包含的矛盾运动,提供了一个动力,催生了现代思想和现代话语的产生,也导致了文学、艺术包括小说、哲学发生巨大变革,也推动了社会政治、文化巨大的变革。

接下来会讲第二个问题,中国怎么回事?中国的城市化是怎么回事?我们需要反思,中国历史历程中的城市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少有人去关注中国文化内部,中国传统内部的城市、城市化,是怎么慢慢发展的?如果存在这样的城市化的过程,我们要问的是中国人的城市化,古代的城市化,它的基本的理念是什么?我这里没有时间来跟大家展开分析,我讲四点。

第一点,中国过去的城市化是非常缓慢的、渐进的,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城市和乡村直接的对立,它发展的时间非常长,人口自然聚集。我们到城市去干什么呢?第一打官司;第二做贸易,我们有农产品,拿到城市的集市里面去做交换。第三到城里去做官,到城里去读书。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第二点,中国古代的城市化,它是严格按照乡村模式来推进的。大家知道郁达夫有一句名言:“你们看看中国的城市,你们看看南京,过去的南京,你们看看建都之前的北平,你们看看杭州,你们看看成都,所有中国的城市都具有强烈的乡村特色。”比如城市里面有大量的城市森林,有大量的园林,它是对乡村的一种模仿。

第三点,在城市里面,乡村伦理要高于城市伦理。中国是一个乡村国家、乡村社会,很多人当官、当了宰相,退休了之后到哪里去?还是要回到乡村,也就是说乡村和城市价值没有高下之分。如果说有,一定是乡村高于城市。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城市的价值系统都是按照乡村的模型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社会没有进行一个很大的分类,也没有造成这种严重的对立。

第四点,城市和乡村是自由交通的,你可以随时来往。乡村人进城很方便,所以来去无外,这是中国过去非常重要的传统。乡村的读书人老了,还要回到乡村去,当了大官还是要到乡村去终老。

我们今天讲乡土文学,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中国现代以前,漫长的文化史里面中国有乡土文学吗?从来没有。中国没有乡土文学,因为中国没有形成乡土和城市的对立,乡村和城市是互相包含的,彼此交通的,所以他没有必要出现城市文学。《红楼梦》是城市文学吗?是乡村文学吗?也不是,它可以来去自由。

正是因为西方意义上的现代都市在中国出现,反过来刺激了中国人开始去寻找乡村。所以192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叫做乡土文学运动。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家,一种鲁迅这样的人,还有一种沈从文这样的人。

比如鲁迅,他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时间要远远超过绍兴,我就问学生为什么鲁迅所有的小说写的都是乡村?我们还可以问莫言,他离开他的乡村到了城市里面,他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要比乡村长得多,到去年为止他写的很多中长篇小说还是在写乡村,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不管中国怎么变化,中国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个乡村社会,基本的伦理价值非常强烈,维系在一个几千年的乡村文明的基础之上。

我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说我在离开乡村到城里来工作的时候,城市就是一个他者。30多年前,城市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一个神秘的他者,是一个陌生化的东西,我们最了解的是乡村社会,但是你们想想看,时间才过去了30年。你今天去问问,问中国最大部分的年轻人,他们真正了解的是城市的价值,乡村反过来成为了一个需要科普的。

千百年来中国人怎么生活?中国人对生活什么态度?是什么样的情感?都附着在乡村这个基本的集体之上。你现在说,城市开始兴起,城市靠什么东西来立足?未来的城市,我们在城市里生活的每一个人,我们怎么来建立我们自身的这样价值系统?路遥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供了某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说,他希望将中国乡村里面那些最好的,比如说自然、淳朴,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彼此真正的关心,把这些基本的乡村最好的东西,能够保留下来,在城市里面延续下去,作为将来城市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伦理的基石。

我们依靠什么东西来建立城市文明?这是我认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作家,作为艺术家,还是像贾樟柯这样作为一个导演、电影艺术家,我们今天必须在路遥的问题之上,继续往前思考。

编辑: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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